提到郭沫若，大家应该都很熟悉。这位被誉为二十世纪“文化巨匠”之一的文学家，其作品频频被收入各类教材，成为经典范例。作为中国著名的文学家和历史学家，郭沫若理应赢得无数人的尊敬与钦佩。

然而，现实中这位文坛巨匠的声誉却并不尽如人意。鲁迅曾尖锐地评价他为“流氓才子”，甚至有人戏谑道：“远看是一条狗，近看才是郭沫若。”这种嘲讽背后，反映的是公众对他的复杂情感和争议。

郭沫若之所以备受指责，主要有两个原因：一是他曾多次抛弃妻儿，私生活混乱；二是他参与了对明定陵的挖掘，因考古技术不成熟，导致珍贵文物严重受损，给中国考古界带来了难以弥补的损失。

1956年，郭沫若等人不顾外界强烈反对，坚持以研究明史为名，向国务院提出申请，要对明定陵进行考古挖掘。一年后，定陵正式被打开，考古队的确在其中发掘出大量珍贵文物。

然而，当时的考古技术非常有限，且准备不足，许多国宝级文物刚出土便暴露在空气中，迅速氧化变质，损坏严重，成为中国考古史上的一大悲剧。国家对此深感痛惜，随后颁布法令，禁止主动挖掘帝王陵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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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，挖掘定陵后，多名参与考古的专家相继离奇去世，引发了民间对“陵墓诅咒”的广泛传说。人们普遍认为，他们因打扰了亡灵而招致厄运，干扰皇陵安宁的人理应遭报应。

定陵事件之后，郭沫若便被贴上了“盗墓贼”的标签，至今仍常因这段历史遭到国人的唾骂和非议。

不过，许多人并不清楚的是，郭沫若其实并非定陵挖掘的主要负责人。虽然他确实参与了这场挖掘，但这场悲剧绝不应由他一人承担全部责任。

大约在1955年，郭沫若、邓小平、李富春和吴晗等几位领导曾一同游览明十三陵。途中，吴晗突发奇想，建议不如试着挖掘一座帝王陵墓，这不仅可以促进科学考古的发展，也有助于深化对明史的研究。

作为历史学家的郭沫若对文物怀有极大热情，理所当然支持这一提议。其他领导听后也觉得此举颇具意义，便让吴晗回去草拟一份详细报告，向上级申请挖掘许可。

《定陵发掘亲历记》中记载，吴晗草拟的报告最终交由郭沫若审阅，这从侧面证明了吴晗才是此次挖掘皇陵行动的真正发起者。

吴晗完成报告后，联合郭沫若、中科院院长、文化部部长、人民日报总编辑和中科院第三所所长共五人签署了申请报告，递交给国务院总理审批。

总理在审阅报告时，看到其中详尽阐述了挖掘皇陵对考古研究的重要意义，且文字中充满了学者们对这次行动的信心，便批准了这份申请。

但需要澄清的是，申请挖掘的目标并非定陵，而是明十三陵中最大、保存最为完好的明成祖朱棣的长陵。

获得批准后，吴晗、郭沫若等迅速组建了考古队。然而，刚开始就遇到了难题。吴晗提出挖掘长陵的理由之一，是因为长陵未曾遭盗墓者侵扰，墓中文物应完好无损。但他们并未深入思考长陵为何会被盗墓者避开。

要进入墓室，首先必须找到地宫入口，但考古队在长陵周围反复寻找数月，始终未能发现任何入口。工人们的反馈让吴晗、郭沫若等人反复权衡后，最终决定放弃长陵，转而申请挖掘规模较小且部分坍塌的定陵。

相比在长陵外苦苦寻找入口的漫长等待，考古队在定陵的工作进展迅速。没多久，他们便找到了定陵地宫的入口。

经过一年多的辛勤挖掘，1957年5月19日，考古队发现了定陵地宫外围的金刚墙。此消息震动了整个考古界，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纷纷前来，准备见证这次珍贵文物的出土。

打开地宫大门后，考古专家们怀着激动的心情进入墓室，映入眼帘的是地宫内壁上精美绝伦的壁画。可惜的是，缺乏保护经验的他们未意识到新鲜空气会加速文物的氧化，导致壁画逐渐消失，破坏不可逆转。

定陵中葬着明朝万历皇帝和他的两位皇后，三人的棺椁成为考古队重点寻找的目标。考古人员翻遍了前殿和偏殿，仍未发现棺椁踪迹，直到在后殿发现了三口保存完好的棺材。

考古队激动异常，未经保护措施便打开了棺盖。万历皇帝身穿华丽缂丝龙袍的形象顿时展现在眼前，考古学家们为如此精美且完整的明代服饰喜出望外。

但欢欣之情未及多久，他们便目睹了眼前的一切快速腐化，皇帝及两位皇后身上的丝织品从开棺那刻起，便在肉眼可见的速度中迅速变质，令人痛心不已。

棺旁还摆放着二十九口朱漆木箱，考古队逐一开启，里面藏有珠宝、金银器皿、瓷器、兵器、木俑和书画等珍贵物品，件件价值连城，堪称稀世珍品。

事实上，五十年代中国的考古技术和文物保护意识尚不成熟，远不足以支撑对帝王陵墓的挖掘保护。郭沫若等人显然没有意识到这点，发掘过程中既未及时停止，也未做好文物保护措施。

定陵出土的三千多件文物中，最具考古价值的是大量保存完整、色彩鲜艳的丝织品。在挖掘前，几乎难见明代丝织品，而定陵的发现填补了这一空白。

为了保存这些丝织品，考古专家尝试使用化学药剂，并临时将文物存放在条件简陋的库房内。没过多久，这些丝织品便开始发黑、变质。至今，当年出土的大多数丝织品已破碎不堪，难以恢复昔日风貌。

几年后，考古队部分成员因历史原因被迫离职，定陵考古工作停滞不前。出土的珍贵布料和木制品无人管理，逐渐干枯腐败。

更令人震惊的是，万历皇帝及两位皇后的棺椁竟被弃置于外，附近村民竟将棺材拆解制成家具，帝后三人的遗骨遭人焚毁殆尽。

不久，坊间传闻称，那户使用棺材制成家具的村民家中有小孩神秘死亡，许多参与挖陵的工作人员也陆续离奇去世，传言他们遭遇了亡灵的诅咒。

但调查显示，小孩死亡很可能是因误入柜子内，且柜内存有液体，导致孩子困于内无法脱身，最终因缺氧不幸身亡。

至于考古人员的去世，更难与定陵事件直接关联。生老病死乃人生常态，多数考古专家年龄偏大，离世并非异常。且如果真的因触怒亡灵遭报应，活到69岁的吴晗和78岁的郭沫若又为何安然无恙？

由于一些误导性传言，郭沫若等人挖掘定陵的行为被许多人误解为盗墓，郭沫若本人背负了大部分的指责。

但客观来看，定陵挖掘实为科学考古工作，后续发布了详尽的发掘报告，并建立了定陵博物馆。

作为中国历史上首次、也是唯一一次皇陵考古，定陵发掘确实如吴晗、郭沫若等人所期望，推动了明史研究的进步。

这场定陵事件虽是考古史上的一次惨痛教训，但也正因其教训深刻，国家才意识到主动挖掘皇陵的风险，从而避免了更多皇陵被随意开启。

历史认知是随着实践不断演进的，我们当然可以批评郭沫若等人当年技术欠缺、经验不足，却贸然挖掘复杂的皇陵，确实显得自负。

但完全将责任归咎于郭沫若一人，甚至称之为“盗墓”，则未免失之偏颇。毕竟，今天我们能在博物馆里欣赏这些文物，看到历史书上的图文资料，离不开那批考古学家的努力与贡献。

发布于：天津市